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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桂林市第一中学

政治组

 
 
 

日志

 
 

会做学问却不会做人的匡衡  

2011-06-12 18:19:21|  分类: 备课素材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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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凿壁偷光”的匡衡,是中国人读书做官的正反楷模人物
  
  匡衡,东海承人,即现今山东枣庄市峄城区人。匡衡生卒年月不详。根据他在西汉汉宣帝末年就已经是名满天下的读书人的情况,特别是根据他在汉宣帝末年就已经射策甲科,也就是考了天下头名政治秀才的情况看,他应该至少出生于西元前85年左右,因为,汉宣帝死于西元前49年,汉宣帝死亡那年,匡衡当时至少应该是35岁左右了。又根据他曾经在西元前30年的汉成帝建始三年因为盗窃国家田产而被免为庶民的情况看,他可能死于汉成帝中期,即死于西元前20年左右。这样,匡衡可能生于西元前85年,卒于西元前20年,在世可能活了65岁。
  
  中国人谁都知道宋朝的那个陷害忠良的秦桧非常的丑陋,这秦桧本是状元出身,满腹经纶的秦桧不把自己的学问用在正道上,他陷害起抗击外来侵略者的大英雄岳飞,那却是绞尽脑汁的莫须有!
  
  但是,现在却少有人知道,西汉时期也出过一个类似于秦桧这样的人,这个人,就是西汉王朝的汉宣帝、汉元帝和汉成帝三个王朝时期中的学问做得名满天下的匡衡。
  
  现在的中国人都知道皇帝在自己登基和每年冬至时分都要带领百官郊祀祭天,其实,这是皇帝在一年一度地向天下人昭示自己是奉天承运的上天之子。这就是说,这中国历朝历代皇家的郊祀祭天排场,其实就是皇帝通过这样的祭天大典去向天下老百姓和各级官员摆谱,从而去反复向天下官民强调说自己是天授神权者,是不可动摇的奉天承亲的天子!皇帝在人民中的人主权威,那是至高无上的,谁要是敢于反对皇帝,那就是与天老爷作对,那是要遭天打五雷轰的!
  
  郊祀祭天,这套维持中国君王专制权力达两千年之久的文化制度,当然不是这皇家和皇帝们自己营造出来的,而是西汉那个著名读书人匡衡所营造出来的。这就是说,现在我们经常在古装电视剧中听到的那句“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就是那个每每在宣布皇帝指示前都要特别强调这是“奉天承运”的最高指示的诏告前言,便是这个匡衡制造出来的!可以说,满腹经纶的匡衡一生中并没有干过什么对国家社会有益处的事情,他这个当时名满朝野的大才子甚至没有给后人遗留一篇像样的文章,但是,他营造强化中国君主专制制度与打击朝中忠良的政治“功劳”,那,他则是与那个制造了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三叩九拜朝仪的“十姓家奴”叔孙通和著名奸佞秦桧,真是有得一拼!
  
  但是,非常奇特的是,大概是由于历朝历代文人为尊者讳的原因吧,恐怕也是因为读书人的惺惺惜惺惺的原因吧,后世的中国人对这个丑陋到了极点的匡衡,则是非常崇拜的,因为,他的“凿壁偷光”故事通过读书人们的传播,那是家喻户晓的,这个“凿壁偷光”的故事,也是历朝历代中国人教育自家孩子要认真学习求上进的典范。这,真是拜错菩萨了!
  
  说匡衡的名字,也许一些中国人可能并不熟悉,但是,说起“凿壁偷光”的这个故事,那是家喻户晓的。《西京杂记》说:“匡衡。字稚圭。勤学而无烛。邻舍有烛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书映光而读之。邑人天姓文不识,家富多书,衡乃与其佣作而不求偿。主人怪问衡,衡曰愿得主人书遍读之,主人感叹,资给以书,遂成大学。衡能说诗,时人为之语曰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颐,鼎,衡小名也。时人畏服之,如是闻者皆解颐欢笑。衡邑人有言诗者,衡从之与语,质疑,邑人挫服倒屣而去,衡追之,曰先生留听,更理前论。邑人曰穷矣,遂去不返。”
  
  大家瞧见了吧,当年,穷小子匡衡读书,只能够“凿壁偷光”,够发愤的了。他到富人家打工,不求工钱,只求能够阅读富人家的书籍,感动得富人立即答应了他的请求。后来,苦读数年的匡衡,终于读书读得满腹经纶,当时,他解释《诗经》那是闻名四方的,人们还送了他个带褒义的绰号,叫做“匡鼎”,意思就是他满腹经纶,有问必答。他解释《诗经》,总是能够把别人讲得欢喜而去。当时,许多不服气的学者想难倒他,但是,个个都败在他匡衡的名下了。
  
  后来,这匡衡的满腹经纶的名气就更大了,就连当时汉宣帝时代的太子老师萧望之和当朝的易学博士梁丘贺也很赏识他,匡衡后来参加了国家选拔人才的考试,他还得了头名,就相当于后来的状元郎。“衡射策甲科,以不应令除为太常掌故,调补平原文学。学者多上书荐衡经明,当世少双,令为文学就官京师;后进皆欲从衡平原,衡不宜在远方。事下太子太傅萧望之、少府梁丘贺问,衡对《诗》诸大义,其对深美。望之奏衡经学精习,说有师道,可观览。宣帝不甚用儒,遣衡归官。而皇太子见衡对,私善之。”(《汉书·匡衡传》)
  
  通过以上这段历史记载可以知道,当时,匡衡的学问是得到了朝野的普遍赞誉。俗话说,文人相轻,但是,当时的学者还大量上书推荐他进京做学官,说他是“当世少双”的大才子,匡衡甚至还有许多追随者。瞧瞧,这当年穷困得“凿壁偷光”的匡衡真是熬出头了。虽然因为当时的汉宣帝不喜好儒术而没有启用大才子匡衡,但是,当时的太子刘奭则私下极端赏识他,而喜好儒术的刘奭后来当上了皇帝,也就是那个汉元帝,这匡衡就开始走红了,汉元帝建昭三年,也就是西元前36年,匡衡居然当上了三公之首的丞相。
  
  一个穷小子只要“凿壁偷光”苦读书,居然就能够读成三公之首的丞相,这,当然叫那些中国读书人羡慕了,这不就是十年寒窗苦,一举成名天下知的楷模么。所以,这匡衡也就成为了中国历朝历代读书人的读书做官的典范人物了。恐怕许多中国人在自己小时候,都是知道这“凿壁偷光”故事的吧,笔者承认,我的家长当年也曾经用匡衡的“凿壁偷光”故事去教训过自己的。
  
  但是,大家只要了解这匡衡的毕生“业绩”,你就会恶心这匡衡了,你也就自然会懂得一个道理,即,如果人们不懂得应该怎么样做人,这读书呀,简直就是恶人学剑!知识越多,这人就越坏!
  
  知识,不过是一种人的能量积蓄而已,知识本身与知识运用中的价值观,并不是一回事情!法不传匪夷之徒,一旦某个人没有学会怎么去做人,不懂得知识应该为国家社会和人民大众谋利益的基本道理,那么,他知识越多,他可能对社会的危害性也就越大!
  
  所以,笔者开宗明义的建议,今后中国的小学教育中,应该取消这个“凿壁偷光”的语文教育内容!,把匡衡这个丑陋的中国读书人永远驱除出中国儿童教育的教材!或者,干脆将匡衡的丑陋言行与他的那个“凿壁偷光”结合起来对孩子们进行道德教育,让小孩子们从小就懂得学会正直做人必须先于发愤求知识的人生道理!
  
  二,匡衡是中国“董儒”文化和皇权崇拜开始走向盛世的转折点人物
  
  中国君主专制制度,是由一系列推崇君主专制的制度文化所铸就的。中国早期儒家文化虽然推崇国家中的君臣父子尊卑秩序,但是,并没有赋予君王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一直是提倡君轻民贵和社稷次之的。
  
  严格说,使用一系列文化制度将君王推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的,最早并不是孔儒弟子,而是法家人物。商鞅这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秦王国丞相,就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司法制度强化了君王的绝对权威。当然,商鞅推行崇拜君王制度文化的时代正处于战争年代,应该说,他所搞的所谓的法家文化的本质,是军政合一制度,虽然其非常残酷,但是尚有历史原因所致,所以,后人还不足以过多责备他。但是,到了战国后期,像韩非、李斯和吕不韦这样的一批儒法混杂的政治家或者政治理论家,就开始将春秋战国时代的军政合一的战争制度文化与儒家中的君臣父子伦理结合了起来,这样,战国后期的秦王朝所实行的制度文化,已经很难说其是纯粹的早期儒家文化或者早期法家文化了,所以,那时候的儒生,可能就是像韩非和李斯等这样的一批极力倡导高度中央政治集权统治的儒法混血儿了。
  
  汉王朝建立之后,皇帝刘邦与自己臣子还是随意亲和的,他们可以一起喝酒喧哗,君臣之间还勾肩搭臂的谈笑风生。但是,原秦国博士叔孙通为了讨好和迎合刘邦爱慕尊贵的虚荣心,他就在中国历史上最早营造出了三叩九拜的崇拜君王的朝仪文化,这,就是中国君主专制的制度文化的最早起源!而叔孙通生前并不是以法家人物扬名,他本是齐鲁儒生,所以,他这个儒生,与早期提倡“君轻民贵”的儒生,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从叔孙通肇始,中国的儒生就开始依附于政治权贵而沦落为了君王专制文化的营造者和捍卫者了。
  
  西汉时期,当时中国的地域文化结构,主要是巴蜀、齐鲁和荆楚这三地的文化风俗在主导着国家文化的形成和走向。由于巴蜀文化没有文字传承,所以,尽管巴蜀是汉王朝的发源地,但是,当时的巴蜀地区的文化内涵,只能够重大影响中国,但是不能够主宰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文化格局。比如,巴蜀地区的农业成就、水利建设成就和发达工商业成就及其许多风俗习惯等都曾经对当时汉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但相比之下,当时荆楚的老子道家文化和齐鲁的孔子儒家文化,则在当时上流社会的国家意识形态建设中既有交融结合,又时有冲突,儒道文化一直在朝廷中争夺主导地位。这就是为什么大汉王朝建国初期尊崇老子道家文化,但是随着汉武帝时代开始启用齐鲁儒生参与国家政治管理,特别是到了汉元帝之后,汉王朝的国家意识形态文化就开始向儒文化方面偏斜的原因。这个国家制度文化的过渡,大约经历了从汉武帝到王莽新朝的一次峰谷波形过程,时间大约有140年左右,到了王莽建立新王朝之后,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文化就开始基本上以儒文化为主导路线了。
  
  当然,这次逐步取代道家文化开始成为中国主导意识形态文化的儒家文化,已经并非早期孔儒文化了,这点,今人注意到的不多!因为,正如上面所说,像韩非、李斯和叔孙通这样的儒生,已经并不是纯粹的早期孔儒弟子,即使是汉武帝时期的几个主要当朝儒生,也就是魏其侯窦婴和武安侯田蚡,甚至包括汉初期曾经影响了中国政治格局的儒生陆贾和贾谊等人,都已经不是什么正宗的早期孔门弟子了,他们这些儒生的思想大多都是夹杂了不少残留的秦国军政合一制度文化的知识元素,所以,叔孙通最初给刘邦所设计的三叩九拜推崇皇权威严的制度文化,那是开天辟地的,其并非是早期孔门儒家的思想文化成果。
  
  到了汉武帝董仲舒时期,董仲舒就根据自己的天人感应学说制造出了后来统治了中国两前多年之久的强化“君权、父权、夫权”的三纲伦理制度文化,而董仲舒的这个“三纲”国家伦理制度的理论基础,绝对不来自于早期孔门儒学,而主要来自于民间天人灾异方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言灾异的思想,是与孔子一贯倡导的“敬鬼神而远之,子不言鬼力怪神”是完全相悖的。这就是说,自叔孙通和董仲舒肇始,中国的儒文化,就开始出现严重异化了。这种异化,主要有两个特征,一是极力通过天人感应理论和君臣、父子和夫妻的尊卑伦理建设去营造和维护君主专制制度文化,二就是从西汉中后期的汉元帝时代所肇始,中国的儒生开始全面背离和异化了早期儒生自由独立言行的士者身份,而通过政治人才选拔和科举制度彻底沦落成为了依附中国君主皇权制度的文化打工崽。
  
  中国汉朝历史上,有几个儒生,应该是将中国早期民本儒家彻底蜕变成为官奴儒家的关键转折点人物,他们是:叔孙通、董仲舒、匡衡、王莽、班昭。这几个人,对中国早期儒家的异化,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叔孙通制造了三叩九拜的朝仪制度文化;董仲舒制造了天人感应学说去强化了皇权的至高无上;匡衡营造了郊祀祭天树立了天授神权的君主专制的制度文化;王莽通过自己的政治大权不但把孔子正式推崇为了国家和学校中的圣人,他还首次高举儒家文化旗帜去残酷镇压异己;而班昭的《女诫》,则从此给中国妇女戴上了紧箍咒,让中国社会家庭发生了极大的奴性异化!
  
  纵观匡衡一生的言行,可以发现,他这个人虽然也经常言孔子,但是,他的言行价值观取向,则说明他并非真孔门弟子,他而是叔孙通和董仲舒的思想衣钵的忠实继承者。所以,说匡衡一生是在“挂孔头,卖董肉”,那是恰如其分的!
  
  历史记载,不好儒术的汉宣帝死亡之后,好儒术的汉元帝登基,经过高官们的推荐,昔日已经名满朝野的大才子匡衡成为了国家博士,匡衡上任博士职官之后所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建议皇帝强调道德风化。“辟衡为议曹史,荐衡于上,上以为郎中,迁博士,给事中。是时,有日蚀、地震之变,上问以政治得失,衡上疏曰:臣闻五帝不同礼,三王各异教,民俗殊务,所遇之时异也。陛下躬圣德,开太平之路,闵愚吏民触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窃见大赦之后,奸邪不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随入狱,此殆导之未得其务也。盖保民者,“陈之以德义 ”,“ 示之以好恶 ”, 观其失而制其宜,故动之而和,绥之而安。今天下俗贪财贱义,好声色,上侈靡,廉耻之节薄,淫辟之意纵,纲纪失序,疏者逾内,亲戚之恩薄,婚姻之党隆,苟合侥幸,以身设利。不改其原,虽岁赦之,刑犹难使错而不用也。臣愚以为宜一旷然大变其俗。 孔子曰 :“ 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桢干也。公卿大夫相与循礼恭让,则民不争;好仁乐施,则下不暴;上义高节,则民兴行;宽柔和惠,则众相爱。四者,明王之所以不严而成化也。何者?朝有变色之言,则下有争斗之患;上有自专之士,则下有不让之人;上有克胜之佐,则下有伤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则下有盗窃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礼让,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于罪,贪财而慕势,故犯法者众,奸邪不止,虽严刑峻法,犹不为变。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窃考《国风》之诗,《周南》、《召南 》被贤圣之化深,故笃于行而廉于色。郑伯好勇,而国人暴虎;秦穆贵信,而士多从死;陈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晋侯好俭,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国贵恕。由此观之,治天下者审所上而已。今之伪薄忮害,不让极矣。臣闻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说之也。贤者在位,能者布职,朝廷崇礼,百僚敬让,道德之行,由内及外,自近者始,然后民知所法,迁善日进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阴阳和,神灵应,而嘉祥见。《诗 》曰 :“商邑翼翼,四方之极;寿考且宁,以保我后生”此成汤所以建至治,保子孙,化异俗而怀鬼方也。今长安天子之都,亲承圣化,然其习俗无以异于远方,郡国来者无所法则,或见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风俗之枢机,宜先正者也。臣闻天人之际,精祲有以相荡,善恶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动乎上,阴阳之理各应其感,阴变则静者动,阳蔽则明者
  暗,水旱之灾随类而至。今关东连年饥馑,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于赋敛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称之效也。陛下祗畏天戒,哀闵元元,大自减损,省甘泉、建章官卫,罢珠崖,偃武行文,将欲度唐、虞之隆,绝殷、周之衰也。诸见
  罢珠崖诏书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将见太平也。宜遂减官室之度,省靡丽之饰,考制度,修外内,近忠正,远巧佞,放郑、卫,进《雅》、《颂》,举异材,开直言,任温良之人, 退刻薄之吏,显洁白之士,昭无欲之路,览《六艺》之意,察上世之务,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视,令海内昭然咸见本朝之所贵,道德弘于京师,淑问扬乎疆外,然后大化可成,礼让可兴也。上说其言,迁衡为光禄大夫、太子少傅。”(《汉书·匡衡》)
  
  当时,国家出现了一系列自然灾害,作为博士的匡衡,没有给皇帝提出任何赈灾抗险的具体政治建议,他却要求皇帝立即实行国家道德风化建设,他说“道德弘于京师,淑问扬乎疆外,然后大化可成,礼让可兴也”,好像只要国家道德伦理制度被强化了,自然灾害就可以因此消除,侵略中国的外敌也就可以自然退却,人民大众的肚皮就自然会饱,老百姓的生活就从此会蒸蒸日上一般。匡衡的这种令今人瞠目结舌的迂腐,是中国古代历朝历代的许多无视国家实际而一味搞政治意识形态的异化儒生的共同问题。文革时期的“四人帮”之所以遭到中国老百姓普遍厌恶,就是因为他们轻视人民实际生活需要和强迫大家搞政治意识形态斗争。这就是说,这个匡衡,就如同西汉时期的“四人帮”!
  
  而且,通过匡衡的上书可以看出,当时匡衡的这套无视抢险救灾实际行动而妄图以强化国家道德伦理去拯救国家灾难的迂腐言行的理论基础,明显来自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由于汉元帝是个在皇宫中被抱养大的皇帝,他怎么会知道民间疾苦和老百姓的实际需要呢,他居然被匡衡的这套荒诞无比的言论给唬住了,当时,他还因此给匡衡升任了光禄大夫和太子少傅,这两个官位,就算是朝廷高官了,光禄大夫应该属于国家的九卿之一了。看来,只要瞅准了皇帝的喜好而热衷于搞意识形态斗争和来点虚无好听的言论,就可以升迁高官,这也说明了汉元帝的确就是个荒唐皇帝。后来的历史也证明,西汉王朝转衰,就是从这个好儒的汉元帝所肇始!
  
  “时,上好儒术文辞,颇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进见,人人自以为得上意。”(《汉书·匡衡》),因为汉元帝好儒术,这样,匡衡就着汉元帝的喜好,后来又上书了不少强化儒家意识形态国家伦理建设的主意,像后来在中国流行了两千多年的强调忠孝国家伦理观的《孝经》,也是经过匡衡极力上书而推崇而成为国家法定典章的,“孔子著之《孝经》首章,盖至德之本也。”(《汉书·匡衡》)。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当时的匡衡虽然经常拿着孔子在说事情,但是纵观他的言行,他其实就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和言灾异和“三纲”理论的忠实继承者!而董仲舒的这种牵强附会的迷信理论和推崇君权和男权的理论,又是与孔子从不好谈鬼力怪神及其强调有教无类人人平等的基本思想是相去甚远的!所以,中国的儒家进化到汉元帝和汉成帝时代的国家丞相的匡衡时代,就已彻底异化了。匡衡等儒生高举的仅仅是孔子的旗帜,但是他们所贩卖的,已经不是孔子的思想,而是董仲舒和叔孙通的思想了!
  
  匡衡善言辞,却从来都疏于具体政治国家的有效措施,在国家出现重大灾难的时候,作为国家高级官员的他从来没有一点具体抢险救灾的工作方案和行动,他却屡屡通过自己的权力在自然灾害频发的紧要关头去搞上下尊卑的社会道德伦理建设。说好听点,他就是个典型的书呆子,说不好听点,匡衡就是那种迂腐到了极点的人。这样是极其不适合当官的书呆子,怎么后来会一路官运亨通呢?后来的匡衡甚至还高升到了丞相职位。其实,这里面有个窍门,这也是中国官场中最主要的做官窍门,那,就是“治《齐诗》, 与萧望之、匡衡同师。”(《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大家瞧见了吧,因为汉元帝的老师是萧望之,而匡衡又是萧望之的同门师弟,匡衡其实算是汉元帝的师叔。这就是说,由于中国政坛历来是士大夫云集场所,再加之中国历来有师道尊严和师门兄弟互相扶持的习俗,所以,在中国官场中,同师门的学兄弟,那就是狐群狗党!只要一人当官便可鸡犬升天,当了官的同门师兄弟,那就是你能够升官发财的门票。
  
  如果说吕不韦和叔孙通开辟了儒生试图通过做帝师以去影响国家政治的先例,那么,匡衡则通过师门平台开始实际操控中国的政治走向和政治格局了。所以,反思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特别是反思中国的专制制度文化,如果不把这些丑陋的中国读书人揪出来示众,仅仅把矛头指向那些被这些读书人玩弄于自己股掌之间的皇帝们,那不但不公平,还无法挖出中国专制文化中的病灶所在,还会助长莫名其妙和动辄就革命造反的社会动乱风潮,从而使得中国始终无法超越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怪圈!
  
  中国官场中的这个动辄就讲究师门关系和同门师兄弟即是狐群狗党的恶习不解决,我看,这中国的官僚特权阶层的基础,是无法被粉碎的,中国未来的民主政治,恐怕也很难以真正形成!
  
  
  三,匡衡开创了强化君主专制制度的郊祀祭天制度
  
  “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御史大夫谭奏言 :“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故圣王尽心极虑以建其制。祭天于南郊,就阳之义也;瘗地于北郊,即阴之象也。天之于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飨焉……奏可。”(《汉书·郊祀志》)。当时,匡衡提出正式实行郊祀祭天的奏章,得到了皇帝的批准。你推皇帝到天下至尊宝的地位,那皇帝岂有不喜欢的道理呢!皇帝也是人,凡人都有虚荣心,这皇帝也喜欢别人都吹捧他和尊敬他呀。
  
  汉武帝时代,董仲舒上书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但是,当时的汉武帝并没有听董仲舒的那些吃不得穿不得用不得的建议,“是时,上方征讨四夷,锐志武功,不暇留意礼文之事。”(《汉书·礼乐志》)。这说明,尽管当时董仲舒提出了“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也就是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那个反孔力士易白沙误读的“汉武当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历史事实是,当时的汉武帝并没有理睬董仲舒的这个建议。
  
  而且,当时汉武帝的奶奶窦太后还在世,这个一生好黄老的老太婆特别不喜欢那些不务实事只会耍嘴皮子的儒生,她折腾起那些好耍嘴皮子的儒生,那是很有一套办法的,史书记载说“窦太后好《老子》书,召问固。固曰 :“此家人言矣 。”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 !”乃使固人圈击彘。 上知太后怒, 而固直言无罪,乃假固利兵。下,固刺彘正中其心,彘应手而倒。太后默然,亡以复罪。”(《汉书·儒林传·辕固》)。
  
  当时,因为儒生辕固公然在窦太后面前贬低《老子》,这个出身于民间白衣的老太婆就想出个一般儒生想不出的狠招去整治他,老太婆把辕固关进野猪圈中去让他空手与野猪决斗,吓得平时爱耍嘴皮子的儒生辕固半死,结果,还是汉武帝动了恻隐之心,连忙从野猪圈外递给辕固一把刀子,这样,辕固才脱了险。
  
  但是,时间过了一百多年,这事情就起变化了,同样反感儒术的汉武帝的曾孙的汉宣帝一死,好儒术的汉元帝就大力扶持儒生当政了,首先扶持起来掌握国家大权的,就是他的师叔匡衡。但是,像匡衡这样的满腹经纶的儒生一上台当了高官,他就一脑袋的理想主义和政治意识形态建设蓝图,把国家折腾得从此走向衰败。
  
  随后,“元帝崩,成帝即位,衡上疏戒妃匹,劝经学威仪之则,曰:陛下秉至考,哀伤思慕不绝于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诚隆于慎终追远,无穷已也。窃愿陛下虽圣性得之,犹复加圣心焉。《诗》云“茕茕在疚 ”,言成王丧毕思慕,意气未能平也,盖所以就文、武之业,崇大化之本也。臣又闻之师曰 :“妃匹之际,生民之始,万福之原 。”婚姻之礼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论《诗》以《关睢》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则无以奉神灵之统而理万物之宜。故《诗》曰 :“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贞淑,不贰其操, 情欲之感无介乎容仪, 宴私之意不形乎动静,夫然后可以配至尊而为宗庙主。此纲纪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已来,三代兴废,未有不由此者也。愿陛下详览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声色,近严敬,远技能。窃见圣德纯茂,专精《诗》、《书》,好乐无厌。臣衡材驽,无以辅相善义,宣扬德音。臣闻《六经》者,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著善恶之归,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故审《六艺》之指,则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虫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论语》、《孝经 》,圣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闻圣王之自为动静周旋,奉天承亲,临朝享臣,物有节文,以章人伦。盖钦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温恭敬逊,承亲之礼也;正躬严恪,临众之仪也;嘉惠和说,飨下之颜也。举错动作,物遵其仪,故形为仁义,动为法则。孔子曰 :“德义可尊,容止可观,进退可度,以临其民,是以其民畏而爱之,则而象之 。”《大雅》云 :“敬慎威仪, 惟民之则 。”诸侯正月朝觐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视之,又观以礼乐,飨醴乃归。故万国莫不获赐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寝,临朝贺,置酒以飨万方,传曰“君子慎始 ”,愿陛下留神动静之节,使群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桢,天下幸甚!
  上敬纳其言。顷之,衡复奏正南北郊, 罢诸淫祀, 语在《郊祀志》。”(《汉书·匡衡》)
  
  当时的匡衡搞的这套郊祀祭天,是这样的,每年正月,皇帝就把百官从全国各地召集到京城,先宴请百官吃饭,然后,皇帝就带领百官祭天,然后,天子皇帝还要分别接见各路诸侯和官员,还要亲切与他们谈话,这样的“奉天承亲”的仪式,都是在向百官强调说皇帝是奉天承运的天子,皇帝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就是全国吏民的亲爸爸。然后,百官就要三叩九拜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今人可以想像,这样的大排场,那感官刺激一定是很强烈的,旌旗挥舞,音乐鼎沸,人山人海,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喊声震天动地,这,足以恐吓住许多官员了,让他们从此心悦诚服皇帝。
  
  匡衡营造这个郊祀祭天的文化制度,肯定是从叔孙通那学来的。当年叔孙通的三叩九拜仅仅限于朝堂礼仪,但是,匡衡则把这种礼仪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结合了起来发展成为了国家大典,从此,中国就有了皇帝的天授神权的制度文化了,中国的“神权”从此就在匡衡手中建立起来了。
  
  紧接着,匡衡就开始实现董仲舒的“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的遗愿了。
  
  匡衡在搞郊祀祭天的同时,就开始“罢诸淫祀”,也就是实施“罢黜百家,独尊皇天”的政治措施了!匡衡作为丞相,他当时下令把民间各式各样的祭祀宗教全毁灭了。所以,真要追究起来,这洪秀全的“斩邪留正”和康有为的“尊孔而罢诸淫祀”的鼻祖,还应该是这个匡衡!只不过,洪秀全是高举西方基督教旗帜在“斩邪留正”,康有为的“尊孔而罢诸淫祀”也是模仿西方一神教的套路。当然,匡衡当年的“斩邪留正”,并不是推崇的孔子,他而是推崇的是上天和皇帝,也就是后来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天授神权的君主专制。所以,匡衡虽然也继承了董仲舒的“孔儒主旋律”思想,但是,他又通过自己手中的政治大权把董仲舒的思想发展成为了“罢黜百家,独尊皇天”了。
  
  四,道貌岸然的匡衡,居然见风使舵和长期霸占国家田产
  
  要说起来,这匡衡一生都是倡导道德风化,而且,他给皇帝的奏章里几乎都是在要求皇帝应该以身作则和品行端正。应该说,仅仅从理论上讲,他这种价值观取向,未必就不正确,这,也符合孔子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思想宗旨的。问题是,纵观匡衡一生的作为,他都是“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这,就很不好了!
  
  笔者以上已经反复强调,匡衡一生都是在“挂孔头,卖董肉”,他未必是是孔门真弟子,他也未必是真儒生,他其实就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衣钵的继承者和发扬者,他的人品,根本上就是个唯利是图的文化打工崽,或者就是个君王的家奴。所以,匡衡后来干出了不少很没有脸皮的事情,这让他在汉成帝建始三年,也就是西元前30年,他因为长期霸占国家土地而受到国家法办,并因此被撤职废为庶民!
  
  汉宣帝执政时期,汉宣帝因为吸取汉朝建国以来诸侯王和外戚干政的教训,他开始培养了中书官员。所谓的中书官员,其实就是皇帝身边的亲信文秘官员,汉宣帝之所以设置这个职官,他是要亲自干政,不希望让下级欺瞒于他,汉宣帝的勤政,是历史上很有名的,所以,他被当朝官员称之为“县官”,就是官员大臣们讥讽他像县官那样在当皇帝,汉宣帝的这种勤政作风,是因为他自己长期生活在民间所致,汉宣帝是被汉武帝逼死的卫太子刘琚的孙子。
  
  汉宣帝设置中书令的政治改革,虽然削弱了那些专权官员们手中的权力,但是,也同时扩大了他身边的那些“中书令”的胡作非为的权力。当时,汉宣帝身边就有个中书令叫做石显。汉元帝执政以后,因为汉元帝必须仰仗父亲的这个亲信老臣才能够运作朝廷事务,这样,就使得石显越来越放肆。秘书当官,很少有好货,这是因为,秘书虽然熟知国家公文事务工作,但是,他们普遍缺乏实践阅历,经常会自觉和不自觉的控制信息而玩弄权术,从而做出一些没头没脑的决策来。这样,石显也 在当时朝廷中干了许多专权和荒唐事情。
  
  匡衡在朝为官的时候,一直非常惧怕石显,也经常献媚石显,即使他当了丞相,也是很谄媚石显,这使得石显越发猖狂。满朝文武早就不满于石显,但是,因为汉元帝非常信任石显,再加之身为丞相的匡衡本身就谄媚石显,所以,大家也没有办法制裁他,但是,众臣并不像匡衡那样谄媚石显,而是一直对石显和匡衡耿耿于怀。汉元帝死亡之后,石显的靠山就倒了,匡衡看见政治风向发生了变化,就赶忙在新上任的汉成帝面前奏本讨伐石显,匡衡的这种见风使舵的低级人品,遭到满朝文武的厌恶。“初,元帝时,中书令石显用事,自前相韦玄成及衡皆畏显,不敢失其意。至成帝初即位,衡乃与御史大夫甄谭共奏显,追条其旧恶,并及党与。于是司隶校尉王尊劾奏 :“衡、谭居大臣位,知显等专权势,作威福,为海内患害,不以时白奏行罚,而阿谀曲从,附下罔上,无大臣辅政之义。既奏显等,不自陈不忠之罪,而反扬著先帝任用倾覆之徒,罪至不道 。”有诏勿劾。衡惭惧,上疏谢罪。因称病乞骸骨,上丞相乐安侯印绶。”(《汉书·匡衡》)
  
  身居汉朝国家监察高官的司隶校尉王尊非常看不起匡衡的品格,就站出来指责匡衡,说石显以前的许多罪恶,其实都有他匡衡的参与在其中,他甚至在石显专权时代还跟着石显作威作福,但是,现在政治风向变了,匡衡就打石显的翻天印,却一点不检讨自己的过失,还有意无意帝把石显的问题归咎于汉元帝的信任,这是非常不道德的!
  
  可以想像,当时王尊将这一贯道貌岸然的匡衡被揭露得很痛!所以,匡衡又惭愧又害怕,连忙要求告老还乡,还交出了自己的丞相和侯爵官印。这也说明,当时的匡衡是知道自己的罪恶情况的,否则,他不会以辞职和告老以求自保。
  
  凡事都有因果报应。这匡衡一生都在推销董仲舒的灾异学说,但是,那套迷信怎么靠得住呢?可能是因为人们经常讥讽他失算的原因吧。所以,尽管皇帝这次并没有因为石显问题而撤职匡衡,但是,后来的匡衡一旦遇到自然灾害,他就吓得把罪过往自己身上揽,因为,他是丞相呀,他总不能够按照灾异学说去评论说是皇帝政治失当造成了天公发怒吧。因为,郊祀祭天,已经树立起了皇帝天子的旧睹权威呀。这样,匡衡就因为自己继承董仲舒天人感应学说而言灾异,及其因为他继承叔孙通朝仪而开创了郊祀祭天树立皇权的这两个互相矛盾的制度文化,造成了匡衡自己的作茧自缚,所以,他只能够把每次天灾的政治解释,都朝自己身上挪,这样,他匡衡就活得很不自在了!
  
  其实,中国历史上像匡衡这种一边大力树立某种绝对权威,又同时搞什么形式的迷信的人,最后,他们大多都会落到匡衡这样的作茧自缚的下场,因为,这之中隐藏着一个他们不能够理解的言行悖论原则在其中!
  
  匡衡所做的另外一件很没有脸皮的事情,是他长期霸占国家田产,而且,这个霸占行为很猥琐,有明知故犯占便宜的意图在其中。
  
  史书记载说:“初,衡封僮之乐安乡,乡本田堤封三千一百顷,南以闽佰为界。初元元年,郡图以闽佰为平陵佰。积十余岁,衡封临淮郡,遂封真平陵佰以为界,多四百顷。至建始元年,郡乃定国界,上计簿,更定图,言丞相府。衡谓所亲吏赵殷曰 :“主簿陆赐故居奏曹,习事,晓知国界,署集曹掾 。”明年治计时,衡问殷国界事 :“曹欲奈何?”殷曰 :“赐以为举计,令郡实之。恐郡不肯从实,可令家丞上书 。”衡曰 :“顾当得不耳,何至上书?”亦不告曹使举也,听曹为之。后赐与属明举计曰:“案故图, 乐安乡南以平陵佰为界, 不从故而以闽佰为界,解何?”郡即复以四百顷付乐安国。衡遣从史之僮,收取所还田租谷千余石入衡家。司隶校尉骏、少府忠行廷尉事劾奏“衡监临盗所主守直十金以上。《春秋》之义, 诸侯不得专地,所以一统尊法制也。衡位三公,辅国政,领计簿,知郡实,正国界,计簿已定而背法制,专地盗土以自益,及赐、明阿承衡意,猥举郡计,乱减县界,附下罔上,擅以地附益大臣,皆不道。”于是上可其奏,勿治,丞相免为庶人,终于家。”(《汉书·匡衡》)
  
  匡衡平生为官没有一点实际政绩,却因为他营造出了推崇君王专制文化制度的郊祀祭天和实际构建三纲国家政治意识形态文化制度的原因,而不但担任丞相高官,还因此被封侯,按照当时的规矩,凡是封侯者,都要划分给侯爵们的封地采邑,这样的封侯采邑,其实就是给了王侯们一种永远可以无后顾之忧的经济保障和一系列实际生活权利。当时,匡衡的封地有三千一百顷土地,因为秦汉时期的一顷地有一百亩,秦汉时期的一亩相当于现在的0·991亩,大家可以推算下,这匡衡的封地的地盘有多大。大约有17平方公里吧,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小乡镇了。
  
  匡衡一家吃这17平方公里内的所有地租,这对于昔日“凿壁偷光”的穷小子出身的匡衡来说,应该满足了吧。但是,他还是贪婪!当时,因为主管土地的丈量官员有误,多给匡衡划拨了土地400顷,相当于现在的40000亩土地了。后来,有人发现了这个错误,就上报要求更正,匡衡家人当然不干,于是,官员就出了个叫匡衡家人要求多划拨土地的报告,让匡衡继续吃这些土地上的地租。但是,身为丞相的匡衡当然清楚国家封地中的严格规定,所以,他就支使地方官员不必这样去处理此事,他而是让地方官员去自动协商把这筷土地继续留给他。大家想想,这匡衡是丞相呀,人家地方小官哪里敢于违背他的旨意呢,这样,匡衡就以权谋私地把这四百顷土地的事情就抹平了,他继续收取这四百顷土地上的地租。
  
  纸终究包不住火呀,这事情,后来还是被国家监察高官的司隶校尉和专门管理国家内务工作的少府所知道了,这下,人家就告了他个“专地盗土以自益”,就是告他匡衡以权谋私和监守自盗,这样的罪过,在当时是大罪过,因此,匡衡就被撤职法办,并被撤消了一切爵位和封地,免职为了平民。穷小子出身的匡衡,终于因为自己的贪婪而彻底载了大跟斗,后来,匡衡是在贫穷中死去的。历史让这个说一套做一套的言行不一者,最终走了个循环!他老了老了,他又回到了自己当年一无所有的起点,只是不知道这时候的匡衡是否还会“凿壁偷光”。
  
  五,诬蔑和陷害朝中忠良陈汤
  
  笔者对匡衡丑陋一生的最初了解,并不是从考证匡衡本身开始的,而是从考证西汉的西北战事所肇始的,因为考证西汉时期中国西北地区的战事,必然就要考证到那个跨国作战灭掉了郅支单于的陈汤。但是,笔者注意到,这个有如此丰功伟绩的陈汤,老年之后的结局甚惨,老年残疾的陈汤晚年甚至要给人家搞法律质询去谋求一点养家糊口的小钱财,这,真是太难以让人相信了。后来,笔者才追究到,陷害陈汤的,就是这个匡衡。而匡衡之所以诬蔑和陷害陈汤的所有依据,居然又是他那套吃不得穿不得的伦理理论,这,让人感到了匡衡当朝时期的一种时代价值观的扭曲和压抑。只有奸佞当政时期,才能够出现忠良遭殃和小人得势的情况!所以,这个匡衡,应该纳入历史奸佞行列。
  
  武力征服和扩张的历史效果,历来都不好,但是,如果没有消灭那些随时有侵略自己祖国的反击武力行动,国家照样没有安全可言。汉武帝开创了武力征服西域的军事行动以解除大汉边地的大患。这样的军事举措,曾经耗费国家大量财力和人力,汉武帝并没有真正完成自己的伟业,他就去世了。进入汉宣帝时代之后,汉匈继续开战。汉宣帝这个西汉王朝的中兴之帝接受了他的曾祖父汉武帝的经验教训,一边继续攻击和分化西北匈奴,一边大力发展国内经济生产,因此,汉宣帝时代,才真正是西汉230年王朝的盛世时期。
  
  汉宣帝时代,呼韩邪单于归顺大汉,但是,呼韩邪单于的哥哥郅支单于却还想继续与汉朝为敌,而且,后来的郅支单于的势力还超过了呼韩邪单于,这样,汉朝始终有心头大患未除。
  
  汉元帝建昭三年,即西元前36年,也就是在匡衡从御史大夫升任丞相的这一年,正当匡衡在国内大势推行他的那套“董儒”文化 的时候,“秋,使护西域骑都尉甘延寿、副校尉陈汤挢发戊已校尉屯田吏、士及西域胡兵攻郅支单于。冬,斩其首,传诣京师,县蛮夷邸门。”(《汉书·元帝纪》)。也就是说,那年,大将甘延寿和陈汤挢率领军队攻儒康居国杀死了 郅支单于这个大汉的心头大患。
  
  当然,说起陈汤灭掉这郅支单于,好像很轻松,但是,大家可以想想,那时候的康居国,就在现在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境内,这样的远地奔袭野战,且又没有任何后勤保障,可以想像,陈汤等人的是何等的艰难,陈汤晚年手臂不能屈,腿脚行动困难,都是那时候在饥寒交迫之中的野战所遗留下来的残疾。可以这样说,陈汤当年的历史功劳和野战困难,要远远超过汉武帝时代的霍去病,但是,非常遗憾,由于匡衡后来被当成为了读书人楷模,这样,后世中国读书人为匡衡讳,也就因此长期埋没了陈汤这个伟大的历史英雄!这,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下面,笔者简要谈点陈汤的事迹和陈汤被匡衡陷害的经过。
  
  说起来,陈汤与匡衡的个人的早期阅历有相似的一面,陈汤也是穷苦读书人出身,史书记载说:“陈汤字子公,山阳瑕兵人也。少好书,博达善属文。家贫丐贷无节,不为州里所称。西至长安求官,得太官献食丞。数岁,富平侯张勃与汤交,高其能。初元二年,元帝诏列侯举茂材,勃举汤。汤待迁,父死不奔丧,司隶奏汤无循行,勃选举故不以实,坐削户二百,会薨,因赐谥曰缪侯。汤下狱论。后复以荐为郎,数求使外国。久之,迁西域副校尉,与甘延寿俱出。”(《汉书·陈汤》)
  
  陈汤本是穷苦读书人出身,后来到京城求官,他的才学也得到了富平侯张勃赏识和推荐,但是,由于陈汤行走在去京城的途中因消息不通而耽误了自己在父亲死亡的时候及时赶回家去奔丧的时间,这样,在当时匡衡正把《孝经》举定为国家法定典章的时代里,陈汤就遭殃了,他不但被下了大狱,还连累了推荐他的张勃。
  
  陈汤是不是刻意因为求官而不回家去奔丧吗?显然不是!如果是这样,按照当时“三纲”和《孝经》已成国家法定典章的制度,他陈汤就是犯了大罪,即使后来放他出狱,朝廷也不可能再启用他为皇帝近臣的郎官,甚至还派遣他出使外国并统领边关军队。这就是说,可以断定,陈汤当时之所以没有回家奔丧,一定是因为信息不通而耽误了时间,绝非他的有意。可能后来朝廷也搞清楚了这段原委吧,于是,朝廷不但放他出狱,还直接升任他为皇帝近臣的郎官。
  
  郅支单于是个很残忍无道的匈奴单于,他在汉军一系列攻击下逃入康居国,他一进入西域,先杀掠大汉盟国乌孙国,然后进入康居国,他就“又乘胜骄,不为康居王礼,怒杀康居王女及贵人、人民数百,或支解投都赖水中。发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岁乃已”(《汉书·陈汤》)。汉朝派遣使节谷吉等去说服郅支投降,但是,郅支单于将汉朝使节全部杀死,这样,建昭三年,即西元前36年,陈汤与甘延寿就率军出关去消灭这支匈奴军队了。
  
  当时,甘延寿是正将军,陈汤是副将军。但是,甘延寿是个循规蹈矩之人,他在与陈汤制定了攻略方案之后,却要上报朝廷和等待朝廷指示。而陈汤是个儒将,他一路观察和思考,认为万万不可贻误战机,就要求甘延寿抓住战机及时出境攻击郅支,甘延寿不愿意担当如此大的责任,就不干,于是,陈汤便通知边关友军集结部队开始出发,并软禁了甘延寿。“汤独矫制发城郭诸国兵、车师戊己校尉屯田使士。延寿闻之,惊起,欲止焉。汤怒,按剑叱延寿曰:“大众已集会,竖子欲沮众邪?延寿遂从之,部勒行陈,益置扬威、白虎、合骑之校,汉兵,胡兵合四万余人,延寿、汤上疏自劾奏矫制,陈言兵状”(《汉书·陈汤》)。这样,正将甘延寿无奈,只好同意发兵攻击康居国了。
  
  陈汤是个很会动脑子的儒将,他通过离间计策反了郅支部将,又使用了一系列诈术,终于用火攻破了郅支城防,“汉兵纵火,吏士争入,单于被创死。军候假丞杜勋斩单于首,得汉使节二及谷吉等所赍帛书。诸卤获以畀得者。凡斩阏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级,生虏百四十五人,降虏千余人,赋予城郭诸国所发十五王。”(《汉书·陈汤》)
  
  毫无疑问,这次的战斗是很残酷的,汉军因为远地作战,又没有后勤,他们只能够通过夺取敌方财物去补充自己,所以,汉军当时杀伐和抢掠可能惨烈了些。但是,那样的情况,骄兵悍将都杀红了眼睛,再加之那是你死我活的远地作战,有什么可以多指责的呢?无论如何,陈汤彻底消灭了汉朝的心腹大患郅支单于呀。西汉230年,没有一个人的战功有陈汤这么大的!后来的小说《三国演义》中的许多诸葛亮的作战方法和手段,其实都并不是诸葛亮的真人真事,却是作者明显移花接木了陈汤的事迹!
  
  陈汤、甘延寿率军班师回朝,由于朝中中书令石显曾经想把自己姐姐许配甘延寿,而遭到甘延寿拒绝,这样,石显对甘延寿长期怀恨在心,他就和匡衡窜通下令边关缴械这只功臣部队的辎重,理由却是指责陈汤素贪婪,“初,中书令石显尝欲以姊妻延寿,延寿不取。及丞相、御史亦恶其矫制,皆不与汤。汤素贪,所卤获财物入塞多不法。司隶校尉移书道上,系吏士按验之。汤上疏言:“臣与吏士共诛郅支单于,幸得禽灭,万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劳道路。今司隶反逆收系按验,是为郅支报仇也!”上立出吏士,令县道具酒食以过军。既至,论功,石显、匡衡以为:“延寿、汤擅兴师矫制,幸得不诛,如复加爵土,则后奉使者争欲乘危徼幸,生事于蛮夷,为国招难,渐不可开。”元帝内嘉延寿、汤功,而重违衡、显之议,议久不决。”(《汉书·陈汤》)
  
  大家看见了吧,不是后来的秦桧才会这“莫须有”整人之术的,当年的丞相匡衡整起功臣来,那一样是精通“莫须有”的!当时,汉元帝因为陈汤等厥功甚伟,没有同意匡衡和石显对陈汤部队的指责,而是下令各地一路欢迎陈汤军队班师回朝,这样,匡衡就更加怀恨在心了,他在后来皇帝打算封赏陈汤和甘延寿的时候,他又以陈汤不顾甘延寿阻拦而用兵出击康居国的“矫制”理由去阻止了皇帝,造成朝廷封赏陈汤甘延寿的决议久拖不决。到是当时的宗正刘向等人仗义执言上奏为陈汤鸣不平,他说:“而大功未著,小恶数布,臣窃痛之!宜以时解县通籍,除过勿治,尊宠爵位,以劝有功。”(《汉书·陈汤》),这意思是指责匡衡等人抓住这支功臣部队的一些枝节问题大做文章,这样,是亲者痛仇者快的!
  
  史书记载说,当时,汉元帝最终听从了刘向的意见,“元帝取安远侯郑吉故事,封千户,衡、显复争。乃封延寿为义成侯。赐汤爵关内侯,食邑各三百户,加赐黄金百斤。告上帝、宗庙,大赦天下。拜延寿为长水校尉,汤为射声校尉。延寿迁城门校尉、护军都尉,薨于官。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复奏:“汤以吏二千石奉使,颛命蛮夷中,不正身以先下,而盗所收康居财物,戒官属曰绝域事不复校。虽在赦前,不宜处位。”汤坐免。”(汉书·陈汤)
  
  虽然汉元帝顶住了匡衡的莫须有,给予了陈汤、甘延寿的封赏,但是,汉成帝登基之后,匡衡又诬告说陈汤的部队当年在康居国作战时候有抢掠行为,这样,汉成帝就把陈汤撤职法办了。汉元帝虽然无能,还有点是非心,这汉成帝就是个花花皇帝,居然听信莫须有谗言去收拾大功臣了,这不是自拆台么,这也是汉朝从此走衰的原因吧。
  
  后来的事情,就更可怕了。因为当时陈汤率军在康居国作战,而可能误杀了当时已经降服了郅支的康居国王子。因为,那时候是双方混战,这匈奴人与康居国人长的又一样,战士们哪里分得清楚谁是谁呢。但是,一直对陈汤怀恨在心的匡衡多年之后又抓住此事情小题大做,他引经据典地攻击陈汤所部的作战行为是残暴和不符合道德的,最终,他达到了他莫须有目的,花花皇帝汉成帝准奏把陈汤一掳到底,“。”书奏,天子出汤,夺爵为士伍。”(《汉书·陈汤》),这样,一代大功臣和大将军就被撤得一无所有了,成为了普通士兵。
  
  一代大功臣陈汤被匡衡一再诬告,造成他被撤职为了普通士兵不说,陈汤后来居然还被发配到西北敦煌一带的戈壁滩去当普通守兵了,这陈汤因为长期在冰天雪地的野外作战,一身的疾病,手脚因为寒症长期行动不便,陈汤的这样结局,也太让人伤感了吧。所以,当时为陈汤鸣冤的人很多,许多人明里暗里帮助陈汤。又过了许多年,敦煌太守实在看不过去了,就给汉成帝上了一奏章说:“于是汤与万年俱徙敦煌。久之,敦煌太守奏:“汤前亲诛郅支单于,威行外国,不宜近边塞。”诏徙安定。”(《汉书·陈汤》)
  
  当时的议郎耿育看见国家功臣竟然被丞相匡衡陷害得如此下场,他很激愤,他上书说:“延寿、汤为圣汉扬钩深致远之威,雪国家累年之耻,讨绝域不羁之君,系万里难制之虏,岂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诏,宣著其功,改年垂历,传之无穷。应是,南郡献白虎,边陲无警备。会先帝寝疾,然犹垂意不忘,数使尚书责问丞相,趣立其功。独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寿、汤数百户,此功臣战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业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动,国家无事,而大臣倾邪,谗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难,以防未然之戒,欲专主威,排妒有功,使汤塊然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无罪,老弃敦煌,正当西域通道,令威名折冲之臣旅踵及身,复为郅支遗虏所笑,诚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蛮者,未尝不陈郅支之诛以扬汉国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惧敌,弃人之身以快谗,岂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虑衰,今国家素无文帝累年节俭富饶之畜,又无武帝荐延枭俊禽敌之臣,独有一陈汤耳!假使异世不及陛下,尚望国家追录其功,封表其墓,以劝后进也。汤幸得身当圣世,功曾未久,反听邪臣鞭逐斥远,使亡逃分窜,死无处所。远览之士,莫不计度,以为汤功累世不可及,而汤过人情所有,汤尚如此,虽复破绝筋骨,暴露形骸,犹复制于脣舌,为嫉妒之臣所系虏耳。此臣所以为国家尤戚戚也。”(《汉书·匡衡》)
  
  当时,敦煌太守也上书说,陈汤因为诛杀郅支单于,那是威震四方呀,如果他在敦煌被流放,那不是让匈奴人看中国的笑话么。这样,皇帝才让陈汤回了内地。
  
  穷困潦倒的陈汤虽然回返长安,但是,这时候的他是一无所有的平民百姓了,他生活怎么办呢?他一个儒将,除了运筹帷幄与打仗之外,他又不会别的,他还养活一家子人呀。于是,陈汤就给一些人质询法律问题,这样收取几个小钱度日。但是,就是这样的行为,陈汤后来又遭遇了匡衡的诬告,他说陈汤很贪婪,看来,这匡衡是要把陈汤往死里整,欲加其罪,何患无辞。
  
  俗话说,杀人不过头点地。这匡衡也太黑了,所以,后来的朝野文武对他极端反感,这,也是后来匡衡之所以落个不好下场的原因。这世界上,哪里有如此陷害国家功臣的呢!这还有天理么!这匡衡不就是以弘扬天理而当上高官的么!由此可见,匡衡的一生推崇的“天理”,是何等的虚伪!
  
  笔者一直在试图寻找匡衡之所以以莫须有去陷害忠良的原因。笔者推论,这一是因为不循礼数的陈汤建立如此丰功伟绩,这对一贯倡导道德伦理治国可解国家一切忧愁的匡衡来说,肯定是不利的,事实胜于雄辩,匡衡搞的言灾异和推崇三纲的那套把戏,听起来不错,但是,却不解决任何具体问题。国家最终还需要像陈汤这样的实干家去支撑的。于是,匡衡就试图黑白颠倒,把陈汤陷害到底;二是陈汤是中国读书人中少有的能够理论联系实际和富于行动的人,这对于耍嘴皮子为生的匡衡等读书人的升官发财明显是个反例,因此,匡衡要陷害陈汤;三是陈汤能文能武,如果一旦陈汤得势,那匡衡就害怕陈汤挤挤兑了自己的高位,所以,他要陷害陈汤。
  
  中国读书人,当以匡衡为诫!读书可以使人长知识,但是,读书却不会使人长智慧,特别是读书不能够让人的品格就好起来。一个人的智慧和良好品德,那是在生活中磨砺和悟道出来的。因此,今人应该通过匡衡这个丑陋的读书人的例子去明白一个道理,做人先于做学问!如果一个人不会做人,那么,此人知识越多,他就会越发是大坏蛋!
  
  今人应该记住当年陷害陈汤的几个坏蛋的名字,他们是匡衡、石显和翟方进,后来的陈汤是在冤屈中死去的,但是,即使陈汤那样冤枉,而一旦国家有难的时候,他一样不顾前嫌去为国家出谋划策。陈汤后来被彻底平反昭雪,应该归功于王莽叔侄,但,那是陈汤死后多年的事情了。
  
  2007年1月11日
  
  这文章应该有个补充。西汉230年,汉初的韩信、汉宣帝时代的赵充国和汉元帝时代的陈汤,这三人,可堪称为军事家!其他诸位将领,不管是内战时期的将军还是外战中的将军,都不过是战将而已!即使是汉武帝时代的卫青和霍去病,都不能够称之为军事家。
  
  汉宣帝时代的赵充国,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军事家!现代战争中的“缴枪不杀和优待俘虏”及其戍边军垦,都是他的发明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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